中医药作为一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穿越数千年，并在全球健康治理进入新阶段后重新焕发生命力。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面向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关键论断——中医药现代化最终必然走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？
这一问题看似源于近年来国家提出的“两业融合”发展路径，实际上，其答案并不始于政策，而是蕴藏于中医药百余年来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。回顾近现代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，无论是名医大家的探索，还是中医药教育体系的建立、科研体系的完善以及产业体系的形成，都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展开——不断突破中医药原有的发展边界，使其能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持续创造健康价值、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。
因此，今天提出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，并不是为中医药寻找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，而是以现代产业体系的语言，对中医药长期发展规律进行系统总结和时代表达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既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，也是国家战略与产业规律相互契合的必然选择。
融合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历史逻辑
近代以来，中医药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式。从清末民初中医存废之争，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的全面恢复，再到改革开放以后产业体系逐步建立，以及新时代中医药现代化、国际化不断推进，中医药现代化的每一次重要跨越，都伴随着发展边界的不断拓展。
如果将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放在更长的历史坐标中观察，可以发现，中医药现代化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，保存中医。面对近代西方医学快速传入所带来的巨大冲击，大量中医药前辈致力于整理经典、保存文献、培养人才，其根本目标是守住中华医学的文化根脉，使中医药能够继续作为一种完整的医学体系传承下去。
第二个阶段，发展中医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中医药事业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，中医药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机构相继建立，中医药开始逐步形成教育、科研、医疗协同发展的体系。这一阶段，中医药完成了由传统师承向现代教育体系的转变，由经验传承向科学研究拓展，并开始探索现代科技与中医药结合的新路径。
第三个阶段，产业化中医。进入新时代，中医药面临的是“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”的问题。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不断升级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，数字经济、生物技术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重塑医疗健康产业生态，中医药的发展空间已经从传统诊疗延伸到健康管理、康养服务、生物医药、文化传播、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。中医药逐步成为现代健康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一百多年的探索过程中，中医药的发展始终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：不断突破医疗服务本身，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。
这一趋势，在众多中医药代表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以岭南中医学术流派代表人物、国医大师邓铁涛为例，他毕生关注的不仅是中医临床，更始终思考中医药如何服务现代社会的发展。他推动中医教育改革，重视科研创新，倡导中西医协同发展，积极探索中医药现代传播方式，并率先提出建设“康乐园”的构想，希望通过预防保健、健康教育、康复养生等多种方式，把医疗活动贯穿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全过程。今天回过头来看，这种探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医院边界，也突破了单纯医疗服务边界，其关注点已经转向“医-养-康-护”一体化健康产业生态的构建。
同样，全国几代中医药工作者持续推进中药现代化、中药标准化、中药工业化生产、中医药科技创新、中医药国际传播等实践，也都体现出相同的发展方向，指向同一个目标：不断扩大中医药创造价值的方式，不断增强中医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。
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史，本身就是一部不断打破行业边界、推动资源融合、促进产业协同的发展史。
今天提出“两业融合”，并不是人为赋予中医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，而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理论概括。先进制造业的发展，为中医药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和产业基础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，则不断拓展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的新场景、新模式、新业态。制造与服务，不再是两条彼此独立的发展路径，而是共同构成中医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。
因此可以说，所谓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，不是传统医学被动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次调整，而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演进到今天的必然结果，是百年来中医药不断突破自身边界、不断拓展社会价值所形成的历史逻辑。
历史逻辑转化为产业逻辑
如果说，中医药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，回答的是“为什么融合会发生”，那么进入新时代以后，国家战略则进一步回答了另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融合必须加快推进。
对中医药而言，其发展方向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。从恢复重建到振兴发展，从健康中国到中医药传承创新，从科技自立自强到新质生产力培育，中医药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。而今天提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，则意味着中医药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——产业体系重构阶段。这一变化，是多重时代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历史趋势。
首先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，正在重新定义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。
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传统依靠资源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创新成为第一动力，产业协同成为新的竞争优势。对中医药而言，这意味着仅依靠药材种植、中药生产或医疗服务等单一产业形态，已经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只有打通医疗、研发、制造、康养、文化、贸易等各个环节，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，才能不断提升产业整体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。
其次，人民健康需求的变化，正重塑中医药产业发展空间。
过去，人们更多关注“有没有药治病”；今天，人们更关注“如何保持健康”。从慢性病长期管理，到老龄化社会健康服务，从亚健康干预到康复养老，从健康消费到主动健康，人们对健康产品和健康服务的需求已贯穿整个生命周期。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重心，也正由疾病治疗逐步扩展到健康促进，由医疗服务扩展到健康服务，由单一产品扩展到综合解决方案。
再次，新一轮科技革命，正在重构中医药产业的创新方式。
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数字孪生、生物制造等新技术不断进入医疗健康领域。中药研发更加依赖现代分析技术和智能制造，中医诊疗开始借助人工智能提升辅助决策能力，互联网医疗不断拓展服务半径，数字平台连接起研发、生产、流通、消费全过程。科技已成为重塑产业组织方式的重要力量。对中医药来说，这意味着现代科技不只是服务于制造环节，也深刻改变着服务方式、产业模式乃至价值创造机制。
更重要的是，国家提出培育新质生产力，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战略坐标。
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驱动、产业深度融合、资源高效配置和高质量发展，其核心不只是催生新技术，更重要的是推动传统产业实现系统性升级。中医药作为兼具文化属性、科技属性和产业属性的重要领域，天然具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广阔空间。无论是现代中药研发、智能制造、数字中医药，还是健康管理、康养产业、国际服务贸易，都体现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交织的发展特征。“两业融合”不只是产业组织形式的调整，更成为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国家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、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、建设健康中国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，并非彼此孤立，而是在共同塑造中医药发展的新生态。
可以说，今天国家推动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，并不是要求中医药去适应一种外部产业模式，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，通过制度设计和战略引导，加快释放中医药自身长期积累的融合优势，把历史形成的发展规律转化为现代产业发展的现实能力。
历史逻辑决定了融合必然发生，时代逻辑则决定了融合必须提速。
构建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的四维理论框架
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：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究竟应如何推进？
在课题小组过往的调研和观察中，一个现象值得关注。无论是高校、医院、科研机构，还是中医药企业，几乎都在谈融合、做融合，但不同主体对于“融合”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：有人强调技术创新，有人强调产业链协同，有人聚焦健康服务，有人更加关注国际市场拓展。这说明，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已经形成广泛共识，但仍缺乏一套能够统筹不同主体、不同环节、不同场景的分析框架。
基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实践探索以及此次调研，本报告认为，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叠加，而是一个涉及创新、产业、市场和制度的系统工程。其落地实施，应重点围绕技术融合、业态融合、市场融合、治理融合四个维度协同推进。
其中，技术融合解决的是创新驱动问题，回答“靠什么融合”；业态融合解决的是价值创造问题，回答“融合到哪里”；市场融合解决的是产业拓展问题，回答“融合产生什么价值”；治理融合解决的是制度保障问题，回答“融合如何持续”。
四个维度彼此联系、层层递进，共同构成中医药“两业融合”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基本理论框架。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下，广州中医药大学探索形成了“教育、科技、医疗、产业、文化、国际传播”六位一体相互支撑、相互赋能的发展模式，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了可观察、可分析、可推广的实践样本。（记者 胡艳芬）
